4月，中國上海，一家醫院的急診室內，一位急性腸梗阻的病人正在等待，如果不在幾小時內及時救治，病人很快就會腸壞死、大出血，大概率會離世。

按照防疫期間的接診要求，需要給病人做核酸和快速抗原檢測。陰性，就在專門開辟的緩沖區準備手術;陽性，就立即送至上海公衛臨床中心。

但大部分醫院還有一條原則：急救綠色通道24小時開放、對無核酸陰性報告的急危重癥患者的救治，不得延誤。

(相關資料圖)

急診里的腸梗阻患者是急危重癥，外科醫生李強也覺得，不能再等了。

準備手術。李強和團隊盡全力做好最充足的準備——一層白色防護服外套，一層藍色的手術隔離衣，兩層無菌手套，戴上N95口罩和隔離面罩，確保每個人的每個角落都包裹得嚴嚴實實。

手術順利完成，核酸檢測報告出來，患者核酸呈陽性。

隨后的數天，主刀醫生李強、跟臺護士、甚至醫護家屬，在短短數天內相繼感染。病區緊急消殺，之后也只能關閉，原本就人手不足的醫院，更加捉襟見肘。

在當下的上海醫院里，李強的經歷并非個例。

這半個月來的上海醫院里，幾乎重復著這樣的動作：接診患者，病區出現院感，一波醫護送去隔離，換一撥醫護堅守上崗;一個病區被關閉，換一個病區再開放。

僅是維持醫院的運行，都變得越來越艱難。

早在3月23日，東方醫院護士周勝妮，因哮喘發作前往該院南院急診救治，一度將醫療機構因疫情防控拒診的指責放大到極致。

“不是拒診，是停診。當時南院急診在消殺，確實沒有醫務人員在值班。”東方醫院的一位醫生向八點健聞表達無奈。那段時間，東方醫院承擔了浦東新區大量核酸檢測任務，核酸采樣人員中，有南院的一名急診護士呈陽性。

通常情況下，一家醫院發現陽性，消殺、停診、封院，是迅速止住傳染源的最快途徑。周勝妮卻不幸趕上了自己醫院的急診消殺停診，最終離世。

原本，在醫療資源極其豐富的上海，即便有一家醫院停診，還有其他醫院開診，讓這座超一線城市完全正常運行。但這一次，疫情出現廣泛的社區傳播，醫療機構超負荷運轉，基本就醫需求都很難滿足。

醫院只能在感染高壓線下重啟大門。

醫院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不少醫院直接關停門診，只保留急診，少數尚能開放的也主要提供配藥等基本服務。

所有醫護人員穿上二級防護服準備出診，但依然有被感染的可能。作為密接，原本應該送去定點隔離;但作為醫護，只要核酸還是陰性，就不得不上崗，因為大量醫務人員被感染，沒有人手可以交替。

市民看病的需求擺在眼前，掙扎著的是應接不暇的醫院。多數醫院幾乎都面臨著相同的困境——不救，看著病人生死危機;接診或開刀，醫護極有可能感染，被拉走隔離，病區被污染，病區關停。

三次閉環下的醫生

這輪疫情后，很多醫生都經歷了不止一次閉環。

第一次閉環，通常始于3月初的醫院。有陽性或密接到訪，快速消殺，醫院在短暫閉環后重啟。一切維持著表面的井然有序。

當時，許多醫院看門診只需憑綠碼，上海的核酸篩查范圍還很有限。

發現陽性病例的醫院越來越多后，一個接一個醫療機構輪番閉環。到后來，絕大多數醫療機構都面臨同樣情況，乃至關無可關，否則病人沒地方看病了。

第二次閉環，來自社區。

在整個城市防控體系中，醫院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如同布起一張緊密交織的疫情防控暗網。醫生也是市民，要遵循自己在網格上的位置。有的醫生所住的樓里就有陽性，出不了門，無法到崗。

一開始，醫務工作者還能憑借工作證自由出入小區，甚至在3月28號上海劃江封前，各大醫院還紛紛召回了家住浦東的員工，生活工作都在醫院，為整座城市提供醫療保障。

但醫院里的醫護人員依舊不可避免地驟減，醫院只能盡可能推遲擇期手術，停掉暫時可被擱置的科室，試圖儲備力量，維系醫療機構的運行。

但誰也沒有想到，還會有第三輪閉環。

隨著病毒的傳播，醫院開始陷入“開診-感染-停診”的循環中。

在醫院里，不同醫院、不同科室、不同年資的醫生，相應承擔起不同的任務與使命：有的去支援方艙，有的派去核酸采樣，有的管理住院患者，有的奔赴定點醫院。

一位醫技科室的醫生陳杰，從4月6日起至今，一直住在醫院。

4月6日本來是上海浦西全域靜態管理結束的那天，陳杰照常解封，回醫院上班。結果就在同一天，陳杰家所在的那棟樓有了陽性病例，如果下班回家，意味著會被封在小區里，而且不知封多久。

陳杰考慮到，家中存糧告急，但醫院有食堂飯菜，也有物資保障，住在醫院也不耽誤工作。索性在科室里撐起一張行軍床，席地而眠。

就在東方醫院護士周勝妮離世的幾天后，上海市衛健委主任鄔驚雷表示，醫院“非必要不封控”。

但當時，上海大部分小區還處于封控狀態。但住在醫院的陳杰，看著依舊人山人海的門診大廳，心里生出一絲擔心：不會引起院感吧?

幾天后，他的擔心一語成讖，醫院有數十名員工核酸檢測陽性，這還只是最初幾天的數字。陳杰無奈，“我不明白，我們天天做核酸，怎么還會有人陽性?”

門診樓是醫院的大門口，人員聚集混雜，極易交叉感染。即便門診看病要求提供48小時或24小時核酸報告，依然不可避免有病人正處于潛伏期，以及不提供核酸報告也能接診的急診病人，隨處蘊含著感染的風險。

目前，上海各大醫院門診、急診、住院部，各自實行了閉環管理，但奧密克戎還是無孔不入。

“我們出門診已經是二級防護了，由于人手不夠，基本上碰到陽性病人之后，不給作為密接者休息的，只是會多測兩次核酸，進行環境消殺，消殺完繼續開診。”一位呼吸科醫生陳平對八點健聞回憶，之前醫院門診關過好幾天，甚至有一次，上午發現，消毒完，下午繼續開。

而在一些資源配置較為充分的大三甲里，為了防止院感大規模出現，只能在急診區開辟出一片緩沖區，隔出一層樓，辟出單間手術室，為極有可能是陽性的病人準備手術，以此降低風險。

目前，基本上海各家醫院都有緩沖的病房，以此遏制院感的發生。

在一些醫院，即便人體組織標本的運送已經采取了“無接觸配送”模式，由中央運輸組的工作人員放到科室門口，技術員出去消殺后再拿進來。即便這樣，當醫院環境被污染，一些醫技科室也難免殃及城池，出現了陽性病例。

被卡住的醫院

我們所接觸的每一家醫院、每一位醫生，以及他們的身邊，都有醫務人員感染：

有人去方艙支援，看著自己的同事感染住進來，成為40萬感染者中的一員;有人在網上流傳的方艙視頻里，認出了自己的同事;有人每天去查房，天天測核酸，突然有一天，病人陽了，半個科室的醫生作為密接，就地隔離。

閉環里的醫生也很無奈。他們是密切接觸者，但也只能穿上防護裝備，繼續每日查房，消殺，確保閉環內病人如常。

陳平所在的呼吸科，只有4位醫生還在苦苦支撐。這所收治感染新冠患者的定點醫院里，陳平這4個人輪3個班，照顧30多位陽性的患者，一周下來，沒有病人出院。假期是奢望，這取決于疫情的進展、病房里患者的情況，以及同事的康復速度。

而在隔離病房，護工感染了，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只好兼著干起了護工的活兒。

按照正常流程，院感應該自上而下，根據流調結果，院感科通知各科室采取相應措施管控和轉運病人。

但在當下日增超2萬例的疫情暴發期，哪怕是醫院，也難免失衡。院感科也不知道病毒從哪兒來，已經傳了多久，影響了多少人，以及如何才能終結這一切，只能勸科室“不要慌張”。

一位外科醫生告訴八點健聞，他們科室一開始只有1位病人陽性，后來查出來3位病人及家屬陽性，但病人一直到幾天之后才轉走。一方面，因為很多陽性的患者，都是剛做完手術的老年病人，身上插著管，“要想轉走這些老人，需要聯系轉送至定點醫院。”

另外一方面，嚴重不足的人力，讓轉運變得難上加難。120急救中心的電話每天都打爆，但面對這么多派單轉運任務，急救車實在安排不過來。“如果把陽性的患者單人、單間進行隔離，醫院又沒法騰出那么多病房。”這位外科醫生說。

那種感覺就像被卡住了，向左走、向右走，路都不通。

醫生們最后換了個思路，陽性患者所在的樓層電梯停運，人員只進不出，醫生主動申請成為密接，在陽性的住院患者被送走之前，住在科室里繼續看護、治療患者。

從三甲醫院到社區衛生中心，上海的醫療系統正在和R0值10的奧密克戎艱苦搏斗。原先的院感標準已經不再適用，各大醫院只能根據自己醫院的感染情況做決定——陽性的，拉走到方艙;密接的，就地隔離，在醫院里開辟的隔離病房，甚至繼續上班。

脆弱的平衡

一座2400萬人口的城市，超40萬感染者，每60人里面便有1例新冠陽性。病毒在社會面的潰散，大大提高了醫院被擊中的概率。

一個月以來，上海醫院在“開診-感染-停診”的循環中勉力維系一份脆弱的平衡。

核酸通行證是最先失效的。

一位手握48小時核酸陰性的限期手術病人，2天之后，迅速轉陽，手術醫護被隔離;一位外出采購的護工不巧“中招”，病人陽性，整個病房被切割;還有每天“兩點一線”的醫生，他們的危險則在居住的小區、在另一個感染醫院工作的家屬……

原本是高壓“紅線”的院感，似乎不得不松動。

新冠大流行以來，青島、哈爾濱、鄭州、石家莊，多地醫院院長被問責調查。而上海醫院普遍淪陷的此次疫情中，僅有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院長周寶國一人因“院感”被處理。

一位感染科專家這樣分析上海現狀，完全避免院感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任務，如果一旦發生，更重要的是評估，有沒有按照標準操作做，是否存在過失。

面對R0值為10、隱匿性極強的奧密克戎，病人在未被檢出時可能已成了傳染源。

上海某三甲醫院院感科主任無奈地將檢驗科視為“制造驚喜”的地方，因為每天給全院員工做完核酸檢測后，核酸檢測的結果往往意味著醫院里又有空間和人手，將被消耗。

也不是沒有理想的模式。比如，把醫院設為一個封閉的系統，所有職工去酒店隔離，過閉環的生活。但資源卻極其掣肘，5000多所醫療機構，20萬醫護人員，酒店的資源早已消耗殆盡。

另一方面，3月26日和4月15日舉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兩次強調公立醫院原則上不停診，急診、發熱門診等重點科室必須要全力保障開放，嚴格落實首診負責制和急危重癥搶救制度。

病人是系統的外來人，只要一天開診，醫院就面臨著感染的風險。

醫院里“內部”閉環，是當下上海醫院的常見模式。上述管理者告訴我們，雖然原則上醫生都有通行證，可以開車可以上下班。但市政府要求醫護人員盡量不要亂跑，相對固定下來。“擔心萬一在醫院里感染了陽性，跑出來造成更多人的感染。”

一位上海醫院的管理層告訴八點健聞，“醫護人員都住在醫院，就給醫護人員睡。”

于是只能“內耗”。

3月中下旬開始，上海許多三級醫院都習得了一手“騰挪術”。

把部分病房空出來，分別安置密接和次密接的人員，同時設置48小時的緩沖病房。門診上午出現陽性，經環境消殺后下午繼續開診。

在原本診療任務之外，醫院逐步擔起了隔離傳染病的功能。

然而，醫院內部的空間也并不寬裕，房間的設置很難達標。前述院感科主任介紹道，二三十位護士共用1間值班室、百來人的病患及家屬分散在10間病房，多人辦公室，是上海醫院的主要結構。若將這百來人單獨隔離則需要60個有獨立衛生間的房間，他每天都為“借酒店”的事情發愁。

到了社區衛生中心這一層，甚至連騰挪的空間都沒有了。

醫生也是普通人

連軸轉的醫生，幾乎在醫院里住了近1個月。

在諸多民生困境面前，在醫療這個龐大的系統里，一線的醫院和醫護的處境，很少被看到。

上海市共有20萬醫護，一個可觀的群體。他們出現在核酸采樣、方艙醫院、定點及其他醫院，從檢出隔離到疾病救治，重負落到了他們頭上。

在“上海抗疫求助”的微博超話里，他們微弱的呼聲很少有回應。夾在患者與政策之間，打一場極為艱難的防疫戰。

當核酸成為通行證，當方艙成為收治場所。作為醫護的他們，放下常規任務，投入社區核酸采樣，支援方艙做實習時就會的工作，更像是一名“服務人員”。

一位外科醫生在電話里向我們屢次吐露了他的無奈：出去采核酸，居民不配合;醫院里不定時有新增陽性病例，但他們依然被困在醫院;以及，一邊在抗疫前線，一邊算著這樣的日子何時到頭。

“我也想回家了。”他說了不下十次。

楊晨是一位二甲醫院的急診科護士，她參加了迄今為止的13輪全員核酸，每次都交出了超1000的檢測樣本。抬手、伸臂、轉腕，高頻的重復動作令她止不住地發抖、肩膀酸痛、腱鞘發炎，整個值班室彌漫著一股紅花油的氣味，她們希望通過藥物短暫振作。

白天外出采樣，晚上急診上班，沒有休息的時間。家是早就不能回的，3月底浦東封控時，她被迫從家中離開，搬到醫院一張小小的行軍床上。

王方是世博方艙的志愿者醫生，工程尚未完工，開艙的前8個小時，他們被拉到了這里。護士站搭建、病區排班、藥品配備、熟悉系統、感染培訓、搬運物資，一個收治7000多病人的隔離醫院頃刻落成。他們將醫院運作成熟后交給援滬醫療隊，緊接著去開拓另一家方艙。

一些人因為小區有陽性病人上不了崗，一些人隔離衣和防護服還沒來得及使用便被感染。在此刻疫情蔓延著的上海，醫生也是市民。

對他們而言，醫生不只是一個職業，從成為醫生開始，挑戰就無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