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近兩個月的疫情中，一則視頻曾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

夜幕降臨，被封控小區的居民推開窗，從點亮的窗子里向外嘶吼、吶喊。聲浪此起彼伏，在垂直林立的樓宇間傳遞反射。

叫喊聲所承載的意義或是憤怒，或是孤獨、煩悶乃至單純的宣泄。而這一幕，也成為疫情下大眾情緒的縮影。

(資料圖)

傳染病大流行帶來的，不僅是公共衛生危機，也是社會心理危機。

據WHO統計，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郁的發病率就大幅增加了25%。

《柳葉刀》上的一項研究顯示，僅在2020年，全球重度抑郁癥的病例就增加了5300萬，其中超過3500萬是女性。

最大的受害者是兒童與年輕人。對于龐大的青少年群體而言，被疫情籠罩的兩年，占據了他們最為重要的成長階段。他們被要求待在家中，缺乏社交活動和戶外運動的童年和青春期，在這些年輕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影響，遠超我們的想象。

這場持續了2年多還將繼續持續下去的大流行帶來的不確定性，已從四面八方包裹住人們的生活，造成長遠而隱匿的心理創傷。

不僅如此，在所有的人都焦慮時，有些人則會更焦慮。如果將國人的心理承壓能力視作一條正態分布的曲線，那么本就處于左端的脆弱群體，在疫情的沖擊下更是搖搖欲墜：

這其中，包括那些瀕臨崩潰卻難以言說的底層勞動者、職業耗竭與應激障礙下的醫務工作者、自傷與自殺率不斷攀升的青少年、以及那些本就受精神類疾病困擾的患者……

處于崩潰邊緣的人們

4月8日，小區被封控的第10天，外面下著小雨，出租屋里沒舍得開燈，昏暗的餐桌一角，一直賦閑在家的李想兩眼放光地開始向家人夸海口，說自己銀行卡里有好幾百萬，要回江西老家結婚辦酒席，買房買車買鉆戒……

“他肯定是又出現幻覺了”，李想的媽媽被嚇壞了，經常和李想聊天的朋友們也感到了這種害怕，李想肯定有些不對勁。

去年國慶節，從江西老家出發，單親媽媽李敏搬家到了上海松江區的這個出租屋里，與打工多年的兒子李想同住。后來，李想的弟弟也過來跟媽媽哥哥匯合，他準備也在上海找個工作，指望著兄弟倆互相幫襯，在這個陌生的城市扎下根來。

李想個子很高，身材消瘦，是一個車隊里的貨車司機，負責往附近鎮子上的公司運輸重物。工作中，除了開車，他還得幫忙搬運那些沉重的貨物，起早貪黑的體力勞動令他疲憊不堪，每次深夜下班回家后，他草草吃過母親準備的晚飯便上床睡覺。

但日子是有盼頭的。這個年近30歲的單身漢是家里的經濟支柱，每月有8千~1萬元的收入進賬，能養活媽媽和弟弟。

然而，疫情改變了這一切。封控突如其來，沒有通行證，車都不能上路，這也就切斷了李想的收入來源。手里有幾萬元的積蓄，但要交房租，要買一家三口的糧食，只有出項沒有進項，這個三口之家支撐不了多久。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在家里無事可做的李想，壓力越來越大。

癥狀從一次爭吵開始浮現。因為突然想買一部新手機，李想和李敏拌嘴，隨后嚎啕大哭。李想覺得自己為家里付出太多，應該得到犒勞，但卻被李敏阻攔。李敏認為，等解封了再買也不遲，兒子也許只是覺得受了委屈，便安慰幾句作罷。

然而，誰都沒有想到的是，那次爭吵之后，李想的狀況急轉直下，他開始不停地念叨著自己要翻墻出去辦事，怎么都攔不住，李敏開始隱隱擔心了，她委托居委會請醫生來看病。結果，李想被診斷出雙相情感障礙。

服藥一周，李想的情況卻是每況愈下，甚至出現了前面幻覺的一幕，他要回家辦酒席，李敏叫他醒醒，“但他醒不過來了”。

“我的兒子一直都很乖巧懂事，為什么突然會得精神病?”李敏不明白。

在溫州康寧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唐偉看來，李想的案例很典型，他代表著一個最容易被忽視的群體。

與上海類似，溫州也有大量外來務工人口。疫情以來，唐偉接診過很多外來打工的患者。

他告訴八點健聞，“這些居住在城中村的底層勞動者，疫情一來，被封控在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出不去，也沒有收入，他們的壓力是最大的，時常處于崩潰邊緣，卻不知道去哪里找心理醫生、如何宣泄。”

只有在癥狀顯現時，這個邊緣群體的脆弱才能被人知曉。唐偉醫生接診的患者常常已出現急性應激障礙，被家人或社區工作者送到醫院來。

急性應激障礙的癥狀包括吵鬧、幻覺、出現被害妄想等。如果沒有及時接受治療，病情會加重，甚至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

在靜安區某方艙醫院工作的家庭醫生趙斌也遇到過一位情緒激烈的女孩小米，她不愿意做核酸檢測，且死活不肯離開方艙。

小米二十多歲，從南部省份來到上海打工，因為感染新冠，她租住的房屋已經被房東收回，老家的社區也不愿接收。如果核酸轉陰，她將無家可歸。

“我們出了3個醫生才把她摁住做核酸”，趙斌說，“沒辦法疏導。這是生活問題，沒地方賺錢，沒地方住，我如果疏導她，不是在騙人嗎?童話是吃不飽肚子的。”

看著這些病人的崩潰，趙斌有時也會回想自己——每日的排班從早晨6:30開始，到次日中午12點結束，共計31.5小時。

不過，趙斌深知：自己還不是最忙的。他告訴八點健聞：上海在封控前期進行大規模居民網格化篩查時候，有些同事凌晨一兩點下班，凌晨六七點鐘又去上班，日復一日。

“這份工作遠遠超過了身體能夠承受的極限，做心理疏導也沒用。”趙斌只能不停地對自己說，不能崩潰，千萬不能崩潰。

趙斌所在的方艙醫院有200多位患者，由3位醫務人員負責所有人的核酸檢測及其他醫療保障，一旦有一個醫務人員離崗，就意味著剩下的同伴要承擔更加繁重的工作。

“上海醫護抗疫關愛心理熱線”的心理咨詢師秦海告訴八點健聞：“一般來說，醫生護士是很節制的，他們自己但凡還沒有到失控的程度，也不會前來求助。向我們求助，一定是到了醫護們自己也無法抵御的時候，情況比較嚴重了，感覺到失控了。”

在秦海他們接到的電話中，有深夜哭泣的護士，向心理咨詢師們哭訴自己對孩子的愧疚。那位護士和丈夫雙雙在醫院值班，留下正上初中的孩子一個人在家。她覺得自己無數次的想“辭職不干了”，又無數次把自己拉回來繼續照護她的病人。

精神科的護士也會撥打秦海他們的電話，那個護士告訴秦海，他們現在1個醫生3個護士，照管著90個精神障礙患者，“精神壓力太大了，受不了了……”

傷口

新冠肺炎疫情這類傳染病，對人類精神心理健康的影響，至少要持續20年以上——這是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陸林曾在不同場合表達過一個觀點。

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簡報也曾指出：“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郁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然而，即便對這個數值，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博士說：“我們現在掌握的關于COVID-19對世界精神衛生的影響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

“焦慮和抑郁貫穿疫情變化始終，但是在疫情早期，由于對病毒了解不多，無論是醫務工作者還是大眾，焦慮和恐懼情緒占主導地位;隨著疫情發展至今，大家則更多的會因為疫情帶來的其他社會問題——比如失業、經濟壓力——陷入抑郁情緒中。”北京安定醫院醫生孟繁強這樣告訴八點健聞。

2020年，孟繁強曾支援過北京小湯山定點醫院，為其中的醫患提供心理支持，近兩年來，通過自己的門診，這位醫生也在持續觀察就診者的情緒狀態。

社交減少、經濟壓力、恐慌與焦慮，孤獨與抑郁，新冠肺炎大流行讓越來越多人的生活失去控制。而對于那些處于疫情風暴中心的人來說，反復疊加的印記最終會變成精神世界里一個血淋淋的傷口。

時間倒退回2020年的武漢疫情時期，不少人都記得一個視頻，那是一個跟著殯儀車邊跑邊哭喊“媽媽”的女孩，她的母親死于新冠肺炎。

社交媒體的快速傳播，一個個具有沖擊力的影像資料在互聯網間不斷地交換傳遞。不安、悲傷、焦慮、恐懼籠罩在了武漢這座城市的上空。這個視頻給不少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而那個女孩的遭遇正是在疫情風暴中心，遭受巨大精神創傷的人們的一個切面。

至今，武漢仍然是全國佩戴口罩率最高的城市，無論是在室外還是室內。一位武漢地區的心理咨詢師描述說，疫情破壞了很多武漢人心中的安全感，口罩對于武漢人來說成為了精神上的必備品，象征著保護和安全。

去年2月，陸林團隊在Nature子刊發表研究指出，與洪水、重大創傷性事件(如911恐怖襲擊)等等相比，傳染病大流行之后，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綜合患病率最高，在他們的研究中，這個數值為22.6%，幾乎5個人中就有一個。

這些PTSD是精神傷口的外化，其特點之一是：閃回。對于患者，與創傷有關的情景和內容可能會在腦海中像電影一樣不斷反復和重演;另一方面，患者又會在生活中極力回避與創傷經驗有關的事件或場景，甚至如同失憶般回想不起當時的細節。

長期持續的痛苦、恐懼與緊張之下，如果沒有正確采取相關干預，一部分癥狀會令PTSD患者在社交或工作場合以及人際關系方面遇到一些嚴重問題，嚴重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因而，很多情況下，遭受PTSD的患者會面臨更高的自殺風險。

疫情結束之后，集中在武漢本地醫護工作者身上的創傷開始集中爆發，大量出現噩夢和閃回，病人插管的畫面、各種電子儀器的響聲不斷出現在眼前，回響在耳邊。有一位醫護工作者甚至一走進醫院就會雙腿止不住地顫抖。

一位武漢疫情時時期的本地醫務工作者向八點健聞回憶說，自己在武漢疫情結束后不久，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睡眠障礙，每天只能淺睡3到4個小時，性格也變得暴躁和脆弱。與朋友一起吃飯，經常會因為無意中談到前期抗疫工作中的一些細節而突然崩潰，在大庭廣眾下無法控制地落淚。然而時隔兩年，讓她再次回想當時的經歷，她只是沉默的想了一兒，輕輕的說了一句，“我不記得了。”

去年 2 月，自然雜志子刊的一篇論文介紹了2020年初武漢疫情暴發后的三個月內，武漢市和中國其他地區的超額死亡率情況。

在那三個月里，武漢市內因自殺導致死亡率為11.7每百萬人，而結合既往經驗推斷的預計平均死亡率僅為7每百萬人。

這意味著，在疫情暴發的三個月里，自殺導致的死亡率比預計提高了67%以上。而除武漢市外湖北省的其他地區因自殺導致的死亡率(32.2每百萬人)也比預期(19.9每百萬人)高了不少(62%)。

疫情越嚴重的地方，心理危機也會越嚴重。自殺雖然是心理危機的極端情況，但也從側面說明這與學界的認識相匹配。

不過，回龍觀醫院主任醫師童永勝表示，對于疫情下的絕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未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人，疫情帶來的焦慮和抑郁情緒多是一過性的。

然而即便如此，來自武漢的心理咨詢師王云燕認為，承認個體經受的創傷和疼痛是非常重要的，“承認意味著告訴經受者，這不是你的錯，并且我們已經看到了你的體驗和遭遇。”

下一步，則是在不評價的前提下接納和抱持，接住經受者的情緒，給他們安全感。經受創傷者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成為抗疫志愿者，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支持，既與他人產生連接，又能提升個人價值，產生正向循環。

王云燕覺得：“痛不可能消失，但是我們要帶著痛，去看到黑暗中的那一束光。”

在疫情中長大

世界銀行副行長英德米特·吉爾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新冠疫情造成了三方面影響：一是新冠肺炎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二是人們因就業不穩定和貧困而遭受苦難，三是本應到校上學的兒童和年輕人被要求待在家中。”

大流行的兩年多時間里，最大的受害者是兒童與年輕人。對于龐大的青少年群體而言，疫情的日子，占據了他們最為重要的成長階段，這段時光，對身處成長階段的這一群人在心理上所施加的影響，或許遠超我們的想象。

早在2020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曾發布過一份描述疫情期間兒童遭遇的調研報告——《被顛覆的生活》，報告顯示，疫情期間，求助熱線收到的有關兒童在家中遭受暴力和虐待的電話數量激增，部分兒童患上抑郁癥，甚至企圖自殺。

江西中醫藥大學副教授王挺研究小組的一項針對本省5000多名高中生的調查中顯示：疫情后的青少年自殺意念報告率(38.88%)比疫情前相關研究中中學生的自殺意念的檢出率 (23.9%)幾乎高了一半以上。

雖然多位專家提醒：自殺意念并不等于自殺，但考慮到自殺是10至14歲兒童和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這些情況仍然值得我們關注。

來自北京安定醫院和溫州康寧醫院的數位精神科醫生同樣向八點健聞表示，疫情以來，他們接診過的非自殺性自傷自殘以及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患者數量明顯增加。

不管是江西、北京還是溫州，都并不算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在一些因為疫情不得不進行長期封控的地區，孩子們會被迫與自己熟悉的同齡伙伴隔離開來，需要日日與熟悉到互相不會掩飾自己缺點，卻幾乎完全不能溝通的兩個大人在同一屋檐下，摩擦幾乎不可避免。

這種情況下，如果此時，孩子剛好處于青春期，父母正到更年期，兩代人共處一室所產生的摩擦，還有可能在這個家庭的親密關系中留下影響深遠的裂痕。

一位來自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心理熱線接線員、資深心理咨詢師告訴八點健聞，在上海封控期間，他也常會接到來自青少年的求助電話，最小的一位求助者年齡剛超過10歲。

“在這些求助的孩子里，有的單獨打過來，有的經由父母轉述，也有的由父母陪同一起打過來。其中一些人會抱怨因為居家上網課所引發的戰爭，”接線員說，“聽網課的時候，孩子們可能會投機取巧，偷懶、睡覺、打游戲或失去規律性，一些小動作在封控的家庭場景下就會被放大凸顯，被父母發現后，往往會產生矛盾。除了上網課外，如果生活中多重壓力施加在孩子身上，他們承載過多，又找不到渠道，從而不能及時地來釋放自己的情緒，可能會選擇自殘、自傷去表達需要和不滿，極端的孩子甚至希望一死了之。”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心理咨詢師王廣海博士向八點健聞分析：因為青少年對情緒的控制力比較差，行為具有沖動性，青少年的抑郁會有些和成人不太一樣的地方，成人可能只是情緒的低落，但是青少年有可能表現為外化攻擊行為，暴躁、發脾氣，甚至有自傷或自殺行為。

這些激烈的沖突之外，被封控的青少年人群中，抑郁與焦慮的指數直線上升也是個不爭的事實。2020年初，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王繼偉等人曾對武漢市7890名12-18歲的青少年進行調研，結果發現在居家隔離期間，有21.7%的研究對象報告有焦慮，24.6%的研究對象報告有抑郁。

王廣海提到，團隊在權威醫學期刊Lancet上發表的研究提出，睡眠不規律、屏幕使用時間過長、身體活動不足，以及疫情相關擔憂，都會增加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風險。

此外，疫情期間，家庭經濟困難、父母的精神壓力以及過于嚴厲的管教方式也不利于兒童心理健康和良好適應。王廣海還呼吁，“我們要特別關愛脆弱兒童群體，尤其是生活在貧困家庭中的孩子，他們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更需要獲得社會支持。”

除了貧困家庭的兒童在這場大流行中需要承受更多之外，特殊教育兒童，在這場大流行中，則幾乎成了最為脆弱的一個群體。

一項來自香港的研究顯示：大流行期間，原本就有一些精神類疾病，需要特殊教育的兒童可能會遭遇中斷的康復和藥物治療，而這些情況都可能導致癥狀加重，從而對孩子的未來造成不可預知的影響。除此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在學習過程中完全依賴父母的監督，會顯著增加父母的壓力并最終影響父母的心理健康，這可能會導致虐童事件的增加。”

對于疫情期間如何保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亞松建議：“不要喪失幽默感”。他認為，在封控期間父母要多從正面引導孩子，塑造輕松愉悅的家庭氛圍，“封控也創造了一些機會。比如父親的角色缺位能夠回歸，陪孩子玩耍的時間增加。”

然而，即便如此，對于更多的疫情中長大的這代孩子，缺乏與同齡人之間面對面的社交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同樣是深遠的。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姚貴忠向八點健聞指出，人是社會動物，“上學很重要的一個目的是社交，學生因疫情封控無法上學，短期內可能影響心理，長期來看，缺失社會化過程也許注定會對青少年未來人際交往和適應社會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這場疫情，幾乎注定會成為00后、甚至10后兩代人獨特的成長體驗與集體記憶。無論如何，在這個黑天鵝頻出的動蕩世界里，最脆弱的這群孩子是否得到了足夠的保護，這幾乎關系著這個世界未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