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去上班，他們也是拼了

5月5日，結束長假后的第一個工作日，當博浩從北京朝陽區十里堡的家中醒來時，他發現自己被包圍了。

(資料圖片)

一些天前，他們小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傳出了確診病例和密接者的消息，并因此被管控。從疫情地圖上看，處在被封鎖的大片紅色中間，他們小區像一座島嶼。地鐵六號線的十里堡站也因此成為了一個特殊的站點，上下站都關閉了，只有它能正常上下客。出于擔心，他在部門群里發了朝陽區倡導居家辦公的新聞截圖，但領導跳過了他的消息，轉而發了一則通知，希望大家堅持上班。

與一切偶然擦肩而過之后，博浩成為了天選打工人。

在打工人群體中，人們把像博浩這樣核酸正常、小區沒有封控、公司也沒有被封控的人稱之為天選打工人。成為這樣的打工人需要一些“運氣”。5月5日，北京疫情第325場新聞發布會顯示，北京下轄16個區里，已經有7個區出現了本土感染者。其中朝陽區以220例居首。但與上海全域靜態管理不同，朝陽區采用了動態調整的臨時管控模式，這也就意味著，在一部分人被封控的同時，另一部分人卻可以正常生活、工作。

一個堅持上早班的人很容易對地鐵產生一種肌肉記憶：擁擠、悶熱，運氣不好的話，要等上兩三趟。對連接整個北京東部的6號線地鐵來說尤其如此。人們從東五環或六環外上車，被運往三環里的高級寫字樓，俗稱“進城”。最新的疫情風險點位顯示，一些確診者在這條地鐵沿線的某些面館、燒餅店、小超市中購過物，導致整個區域被管控。

按照博浩往常的經驗，在東四環附近的十里堡站上車，不要奢望能有一個座位，就連寬松地站著也是奢望。但這天早高峰，當地鐵門打開，出現在他眼前的，是比以前空曠得多的車廂。

另一個有相似體驗的，是在海淀區的廣告公司上班的策劃人卉美。過去在6號線地鐵上，她見到很多西裝革履的乘客在電話談論股市和債券，一些人拿著全英文的著作或是金融刊物，還有一些在看課件。但封控之后的這幾天，車廂里這些人不見了。她據此判斷，這時候還出來上班的都是一些很辛苦的普通人。

即使都是天選打工人，遭遇也不盡相同。有公共交通可坐的人還是相對幸運的，對于那些地鐵封站依然要上班的人來說，為了上班，他們也是拼了。比如豐臺區的一名上班族因找不到自行車，步行了3公里，還剩最后1.3公里時，忍不住打了個車;一位女士沿著公交車走了兩站地，最后發現途徑的公交車都被甩站了，她本來可以向領導請假，但想到自己都走了這么久，“怎么著都要把班給上了”;許多體制內單位嚴格按照新聞發布會的倡導，也建議員工自駕上下班，一位住在7號線黃廠站的居民開著自己的新能源電動車出門，發現沿途的充電樁都關了。

不光只有白領群體，每一次防疫政策的更新，都意味著身處其中的各行各業的人的生活方式都被重構。一些行業迎來了增長，比如外賣業，餓了么外賣平臺的單量在節后上班的午飯時候激增了3倍，而美團也從5月1日起新增了3成騎手儲備。在北京的封控區的一個菜鳥驛站里，18名配送員一周送出了70噸生活物資。另一些行業則受到了客流減少的困擾，比如有滴滴司機發現，打車的人變少了。復工第一天，一名滴滴司機在中午十二點出門，他原本是幸運的，因為他沒有被封控，可以正常跑活兒，但他很快郁悶起來，因為他所設想的由于地鐵管控而訂單激增的場景并未出現。“五一假期以來，單子就變得很少，前天接單的時候，連常年都堵的二環路都不堵了。”他抱怨道。這天下午，他在三里屯等了三個小時，沒有一個單子，他直接開車回了昌平的家。

某種程度上，相比打車，封控中的人們更愿意騎單車。北京一共有約100萬輛共享單車，單車的運營企業總是在為怎么提高單車的使用率發愁。但現在，共享單車又重新成了出行的硬通貨。哈羅數據顯示，這天早高峰騎行量日增幅達到了69.2%。

由于地鐵站點關閉，家住東五環，但在東二環上班的忍冬這天早上決定騎共享單車上班。打車要30塊，她舍不得。她準備騎3公里單車到6號線的十里堡站，再坐4站到達朝陽門。

結果，到了十里堡地鐵站，她單車剛一停下，還沒來得及鎖車，就被七八個等著騎車上班的人盯上了。最終獲勝的是一名大聲問她“你還騎嗎”的女孩。四周傳來落敗者的嘆氣聲，他們只能繼續張望。

被動天選與主動天選

但對于天選打工人來說，費勁心思來到公司并不意味著能完美度過這一天。

博浩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這家位于建國門附近的公司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到崗了。到了下午，街道辦的工作人員發現這家公司竟然還有這么多人在工作，約談了公司負責人，最終的結果是第二天起全員居家辦公。

博浩一度覺得，居家辦公很爽。比如一年多前，他們公司居家辦公過一次，那時的上班時間，他開著投影儀、躺在沙發上、跟朋友聊天，很安逸。結果到了晚上寫日報，感覺自己一天啥也沒做，不知寫什么。等到終于可以出門，他已經堆積了一堆活兒，他是公司的法務，手上的每一個案子都卡在了中間需要外出才能推進的環節。

相比于被動成為“天選打工人”，還有一些人擺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架勢，想憑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天選打工人”。

比如金融人Kevin，他居住的小區在4月25日被封控，圍在大望路上方方正正的一小塊四邊形里。他第一時間做出判斷，千萬不能被封在家里，一定要上班。他主動出擊，在工體附近找到200元左右一晚的酒店，就算公司無法報銷，他也爽快地訂了4晚。直到4月29日，他又刷到了每晚100元出頭的另一家酒店，才挪了地。小區因為新病例不斷“+7”，Kevin續房的天數跟著“+3”。這是他計算出的性價比最高的訂法：“續訂日子不能太多，不然后面幾天的房費就會變貴。”

渴望成為“天選打工人”的，還有大量的初創企業們。在北京，位于國貿CBD地區的建外SOHO，占地面積16.9萬平方米，被稱為“創業者夢起航的地方”。自從2001年被開發建設以來，成為了相當多中小型創業者們的辦公地，但如今，由于出現確診和密接病例，這里也成為了重點封控的區域。

對于初創企業來說，上班，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趙嶼年前辭去了體制內的工作，加入了一個初創公司，每天從早上工作到晚上睡覺前，連刷手機的時間都沒有了，工作內容是全新的，他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工作熱情，并且愿意為上班付出自己全部的時間。他提到一個詞，“溝通成本”，在辦公室的時候他走兩步就能跟同事商量好一件事，但線上辦公“很不順滑”。

這次疫情，他曾一度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天選打工人”。因為他在出門和上出租車的時候掃了兩次健康寶，一切正常，還特地發了一條朋友圈，“家住朝陽，被封控小區包圍，然后節后第一天可以安然上班......我是天選打工人唄?”

但20分鐘之后，當他在公司園區門口掃健康寶時候，突然發生刺耳的警報聲——他突然也被彈窗了——保安告訴他，他是今天第七個來了園區卻被彈窗的人。他只能轉頭又回到了家里。

那個騎共享單車被七八個人哄搶的忍冬，上班之后也聽到了很多同事渴望成為“天選打工人”的牢騷。比如一個彈窗的同事跟她抱怨，居家辦公，只能按照帶薪休假算。這樣一來，許多同事去年用加班攢的帶薪假，這一次都折在了彈窗上。

不過，即便是上班，園區的食堂也暫停了堂食，只能打包。忍冬和平時一樣，選擇了一份15元的套餐。但打包盒需要1元。 她剛畢業一年，“沒存款，很缺錢”。她和食堂員工討價還價了一會，屈從了。

如果把一個人的疲憊程度同辦公方式相關聯，或許，很多人會覺得，天選打工人是“辛苦”，居家辦公是“輕松”。但對于一些人來說，或許恰恰相反。

比如被居家辦公的互聯網公司的中層金簫。除了打工人的身份，她還是一名3歲幼童的母親。凌晨2點，不少人已在睡夢之中，而金簫才剛剛修改完同事提交的方案。這時，發燒的女兒從睡夢中突然坐了起來，哭著說胡話。金簫放下手頭的工作，抱著女兒，直到她再次睡去。

這樣的難眠之夜自女兒生病起，已經持續了三天。醫生叮囑，孩子需要在晚間測兩次體溫。但母親對孩子的體溫是敏感的，金簫時不時地仍會去探探女兒的額頭。

居家上班對她來說更累了，工作反倒成了她暫時抽離的方式。這是一個典型的北漂職場媽媽的居家辦公場景：工作與帶娃交織在一起，在家里，她很難擁有完整的個人空間，客廳是公公常活動的地方，婆婆待在自己的房間，而丈夫和女兒又占據了臥室。只有在衛生間，金簫才能成為“主管金簫”。當晚，在這個狹小空間，她開了部門會議，還和同事聊了新推進的項目。

昨天，公司的產品要發布了。最終的細節需要討論和敲定，加班到凌晨2點的金簫在早上8點醒來。蘇醒的女兒又在叫媽媽，金簫只能讓丈夫帶女兒出門。

她迫切地需要一個人喘口氣。

停不下來的城市

只有在跟多名“天選打工人”和“居家打工人”交談之后，可能才會發現，“天選打工人”只不過是一句笑中帶淚的玩笑話，事實上，無論是居家還是不居家，都并不輕松。

對于素來以效率著稱的北京來說，“奔跑”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常態。這個城市有著超過2100萬常住人口，其中有841萬名北漂，每天有超過22000架航班起降，有超過630萬輛機動車交替行駛在北京的道路上，而北京的地鐵，日均客流量超過了915萬人次。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說，北京都得保證奔跑的速度。

相比之下，從4月22日至5月5日，北京累計報告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是544例。這又要求北京部分區域慢下來、靜下來。

對于這樣的一座城市，一方面要讓它慢下來，另一方面還得讓它繼續奔跑，這本身就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必然要支付代價。

趙嶼很快意識到這份代價。幾周之前，他的一位同事開始每天背著臺式機和電腦主機上班，還勸他把公司的公章和支付盾也隨身攜帶，因為一旦辦公室被封鎖，公司的任何業務都無法繼續。

而靠自己的努力成為“天選打工人”的Kevin，發現自己并沒有更輕松。許多工作是沒有辦法停擺的。“疫情不是借口。”想要上市的公司仍在上市，想要拓展市場的企業仍在圈地。Kevin的項目沒有因為疫情而減少或延期，“金融業可能是疫情期間最淡定的，只要世界還存在，資本還是在運轉”。

從下午14:00到17:00，晚上19:30到22:30，Kevin與客戶開了6小時的會。“Argue ddl(注：申請延期)，客戶就會覺得你在劃水。”Kevin公司的項目費是按天計算的，“沒有客戶愿意花更多的錢拖延項目。”畢竟，項目完成率是公司唯一的KPI評定方式，趕在ddl前是Kevin進入行業第一天起就被前輩灌輸的共識。“公司沒有加班費，全靠自覺。但沒有完成項目就只能加班。”

而這正是疫情之中，這些“天選打工人”的日常，也是他們無法慢下來的理由。

在北京，還有一些打工人，他們很難被注意到，但他們也成為了維持這座城市運轉的代價。比如北京的社區工作者們，北京一共有152個街道辦事處，3231個社區居委會，他們是這座城市最基礎的社區運轉功能的維持者。

“我們已經接到命令，哪怕是小區被封了，我們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都得照常來上班。”在北京安苑北里社區居委會，一名社區工作人員說。從沒有哪個時刻，居委會如此忙碌，在半小時的時間里，這名社區工作人員一共接了七個電話，處理了三個來訪者，他說這一天電話就沒有停過，與此同時，還要處理表格、社區微信群，以及對每個管控居民通知到個人。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雷打不動的“天選打工人”。

在國貿的電視臺工作的林尚興已經連續三周都陷在“天選打工人”的魔咒里了。三周前，他的同事里出現了第一個被困在家里的人，這份工作要求每個片子從選題、轉碼、交給技術人員，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完成。當一個人缺席的時候，只能由其他人補上。

按照原本的工作節奏，她的時間以兩周為一個周期，但自從出現了第一個被隔離在家的同事，這種有序的交替也被打亂了。到了現在，部門里能工作的人最后只剩下了7個。

她開始盼日子，“索性再多隔離幾個人，欄目直接停更算了”。

很多人的壓力可能到了某種零界點。朋友們給林尚興出了不少餿主意，要怎樣才能結束“天選打工人”的身份。比如故意漏做一次核酸，讓自己的健康寶也彈窗等等。但也只能是想想。因為在公司里，專門有個秘書，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催員工做核酸，林尚興小區的核酸記錄出得總是最慢的，下午四點之后，秘書的電話會一個接著一個，催促他看看自己的核酸結果是否出了。

最后，林尚興發現她沒得選。

在工體附近的酒店住的Kevin，偶爾會出門走走。工人體育館附近的生活看上去與往日并無太大區別。外賣車輛穿梭，街頭仍有不少網約車在飛馳。只有緊閉的商鋪在提醒Kevin，今時不同往日。

他天天在社交平臺上刷信息，搜索“勁松疫情”等關鍵詞，以至于大數據算法天天給他精確推送小區消息。他預計，按照7天的臨時封控政策，算算日子，他覺得自己在5月11日就能回家了。

解封的大前提，還是病例數量得到控制。Kevin發現，某種程度上，他們正在與數據賽跑。所有人都在想一個問題，最后勝者會是誰呢?與此相對應的，是一則新聞：5月初，北京一例感染者因3次上公廁，相繼引發了近40例感染者。

但無論如何，作為打工人，無論天選不天選，只有上班這件事無法停止。對于居家辦公的職場媽媽金簫來說，這幾天發生的事甚至改變了她對于上班的看法。回想兩天前，朝陽區疫情剛封控，領導要求正常上班時，她還覺得不合理，一度為員工居家辦公的權利跟領導爭取。

而現在，她只想回公司上班。